语用视角下急诊语境中医患关系及情感维度分析——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为例 | 姜 波，刘 丽
语用学研究：健康话语中的情感研究（主持人：毛延生、赵 鑫）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学领域出现了以情感为研究焦点及核心概念的研究倾向，即“情感转向”。早期的情感话语研究主要关注情感话语发出者的交际意图，以及接受者的理解和阐释，侧重于以单模态为基点来探讨情感话语的基本特征、话语策略及其作为一种施为资源实现的语用功能。随着研究的深入，产生于具体语境的情感如何在交际过程中得到回应，以及回应话语的选择动因开始进入语用学研究者的视野。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加强医疗服务人文关怀，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在此背景下，医患话语互动中的情感维度随之成为当前国内语用学研究的前沿课题。本期专栏共收录五篇文章，既关注医生的情感管理话语，也关注患者的情感话语表征。姜波和刘丽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的急诊室语料为例，从父母型、消费型和同志型三种医患关系模式探讨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三个情感维度在这三种模式中的不同体现和转换，进而讨论了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建立医患情感联结、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作用。魏爽和彭责轩以春雨医生经典问答为研究语料，系统考察了线上医疗咨询中患者的负面情绪类型与医生的话语管理策略。赵越和袁菲采用话语-历史分析方法，从患者主位视角出发，考察了患者疾病焦虑在线话语的建构策略。平婉琳基于网络诊疗对话语料，探究了患者的情绪表达类型、医生的回应类型及共情回应的作用。张鹏蓉和帅师赵芸以“抑郁症患者”微博超话的微博为语料，揭示了抑郁症患者的情感表征方式及其语用功能。本期专栏不仅可为医患话语互动中的情感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而且可为“新文科”和“新医科”的整合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这对于服务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语用视角下急诊语境中医患关系及情感维度分析——以纪录片《中国医生》为例
姜 波，刘 丽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外国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一、引言
医患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医患关系指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关系，而广义的医患关系指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与患者或患者家属之间的情感关系和相处模式（王杰、徐慧馨 2015）。医患关系是医疗界和健康话语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有研究表明，在2010年至2021年间，国内对医患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医患纠纷、医患沟通、第三方调解、医患冲突、医患信任、和谐医患关系等话题（蒋艳、金艾裙 2022）。对医患关系模式的研究主要来自西方学者，例如Emanuel & Emanuel（1992）和Shutzberg（2021），医患关系的理论建设多以西方视角为中心。虽有中国学者将这些理论融入中国背景进行反思与探索（庄晓平 2018），但实例研究较为匮乏。对我国医患关系情感维度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通过知网对关键词“医患关系”和“情感维度”的检索显示，只有不足十篇论文做过相关研究，且主要限于医暴事件中的情感问题（如洪小娟等 2018）和医德问题研究（如赵时蕙 2018）。医护人员的语言和态度深深地影响着患者，有效的沟通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可以帮助患者减少或消除消极情绪，通过有效话语沟通建立医患间情感联系的纽带是做好医学人文服务的关键之一（孙静等 2020）。医疗诊治语境下基于医患关系情感维度的话语研究具有促进学术研究和医患和谐两个方面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以急诊室的医患会话为研究对象，结合语用学的会话原则，探析急诊语境下广义的医患关系模式中的情感维度，以期为急诊语境下医患关系的情感研究和实际应用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 理论介绍
（一）语用学原则
多位学者从语用角度对医患关系进行研究，如处方建议行为的会话分析研究（王楠、张惟 2020）、医患交际中的情感误解研究（赵卫 2022）、术前医患间隐性信息的沟通和信任建立（Consolandi 2023）。其实，传统的语用学研究并不关注情感层面，直到礼貌研究兴起后情感层面的研究才逐渐清晰（冉永平、范琳琳 2020）。而礼貌原则的出现是对合作原则的“拯救”（Leech 1983：80），即进一步对合作原则无法解释的语言现象进行说明。
合作原则包括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Levinson 1983：102）：量准则和质准则指提供真实的、最关联的信息，并且信息量充足且不繁缀；关系准则是指话语要与言语情景相关联；方式准则是指所言的表达方式要简洁而清晰。Leech（1983：132）提出，礼貌原则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中，前四条意味着让他人少受损、让自己少受益，少贬低他人、少赞誉自己；其他两条则是指减少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分歧和反感，增加自己与他人之间的一致和同情。简而言之，礼貌原则就是最小程度地让他人受损，或最大程度地让他人受益（利奇 2020：128）。
合作原则要求交际双方相互配合、相互合作以达到沟通的目的。礼貌是合作的前提，礼貌原则解释遵守或违反合作原则的原因，为合作原则增加了解释力。合作原则在会话中起着调节说话人内容的作用，它使说话人在假设对方乐于合作的前提下进行交际。但礼貌原则具有更高一层的调节作用（利奇 2020：78），它维护了交谈双方的平等地位和友好关系，是保证话语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原则。对急诊语境下医患对话的语用研究不仅可以洞察医患间微妙的情感关系，还可以为改善医患沟通以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医患关系模式研究
医患关系的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主要集中于医生或患者谁是中心的问题（Kaba & Sooriakumaran 2007）。Parsons（1951）对“病人角色”的探索奠定了医患沟通研究的理论基础。Szasz & Hollender（1956）提出了较成熟的医患关系模式，即主动—被动型、指导—合作型和共同参与型关系模式。在主动—被动型关系模式中，医生处于主动和权威地位，患者只是被动接受者，这一模式适用于麻醉、昏迷、休克、精神错乱等医疗场景。在指导—合作型关系模式中，医生为患者提供信息和指导，患者支持并配合医生进行治疗，这一模式适用于感染性疾病等医疗场景。共同参与型关系模式是指医生和患者共同参与医疗决策，这一模式适用于慢性疾病、心理治疗等医疗场景。Szasz & Hollender（1956）的学术成果为后来的医患关系模式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不论在何种医疗场景中，医生常常处于主动地位，为病人做决策（Zhao & Mao 2019），并且在同一医疗场景中可能会涉及几种模式间的转换。
Szasz & Hollender（1956）主要从合作、互动方式考察医患关系模式，Emanuel & Emanuel（1992）、Brody（1997）和Shutzberg（2021）等逐步实现了医患关系模式研究从互动方式向情感模式的转变。Emanuel & Emanuel（1992）提出四种医患关系模式：家长模式、提供信息模式、诠释模式和慎思模式。Emanuel & Emanuel（1992）提出的四种模式被认定为最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模式，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关注（庄晓平 2018）。这四种模式强调了信息传递的重要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患者的价值观和情感态度（庄晓平 2018）。Shutzberg（2021）从情感角度出发，提出了四种医患关系模式：父母型、伙伴型、消费型和同志型模式。父母型模式指医生被视为患者的父母，患者则被视为孩子，其依赖医生的救治就像孩子依赖父母的保护，医生将患者利益放在第一位，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患者对医生充满感激，最终多数患者会同意医生的建议。伙伴型模式指医生与患者是合作关系，医患双方享有平等的话语权，双方的对话更像聊天，而不是质问或问询，并且双方的交际信息对称，共同参与医疗救治的决策过程，医患的契约关系如同婚姻和友谊一样以情感为纽带而绑定在一起。消费型模式则是指将医患关系视作一种买卖性质的关系，医生提供医疗服务，患者花钱购买该服务，真正关心患者的人只有患者本人，患者的权力高于医生的权力，患者拥有决定权。同志型模式所涉及的主体不局限于医生和患者或患者家属，还涉及医疗服务机构、保险公司等。值得注意的是，Shutzberg（2021）用“同志关系”（comradeship）一词强调它与“伙伴关系”（partnership）的区别，指出同志型医患关系涉及很多外力的干扰，而伙伴型医患关系仅限于医患之间的合作和支持。在同志型模式中，医患任意一方都不是医疗决策的唯一权力者，其他外力会干扰和影响决策，医患双方选择团结一致来保证患者的医疗福利和医生的综合权益。这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模式，在不同国家和体制下有不同的体现方式（Shutzberg 2021）。
综上所述，Shutzberg（2021）所提出的四种医患关系模式更全面地关注医患间的情感维度。本研究将Shutzberg（2021）的四种模式作为医患关系情感维度研究的框架，结合医患会话的语用分析来探究我国急诊语境下医患关系的情感维度。
（三）PAD情感三维理论
PAD情感三维理论主要来自于心理学，P代表愉悦度（Pleasure-displeasure），A代表激活度（Arousal-nonarousal），D代表优势度（Dominance-submissiveness），该理论由Mehrabian和Russell于1974年提出，至今影响深远（转引自梁赛等 2021）。愉悦度P表示主体在某种状况下快乐与否的情绪，即情感的积极或消极程度、喜欢或不喜欢程度；激活度A表示主体在一定环境中内心和生理的唤醒度，包括平静、紧张和松弛；优势度D也叫支配度，表示主体对情景和他人的控制程度和状态，主要指个体对情感状态的主观控制程度。这三个维度所包含的情感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高兴、惊奇、放松、温顺、厌恶、恐惧、轻蔑、悲伤（Mehrabian 1996）。PAD情感三维理论广泛应用于计算机领域的情感分析。继杨勇和张志瑜（2012）通过仿真实验验证了该情感维度模型能较为准确地描述人类情感变化规律之后，不少学者都基于PAD情感三维度对中文微博（孙晓等 2014）、网络评论（李吉等 2019）等不同类型的话语进行情感分析。本研究采用PAD情感三维理论对急诊语境下的医患会话进行情感分析。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依次探讨两个问题：1）医患关系模式在急诊案例中有怎样的体现？2）医患双方的情感维度在这些关系模式中各有怎样的体现？
（二）研究语料
本研究语料来自国内首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大型医疗纪录片——《中国医生》。该纪录片共十集，每一集对一个具代表性的科室（儿科、心脏内科等）和相关医护人员进行现场实景录制。《中国医生》作为一部透析医疗“本真”的纪录片（卞芸璐 2020），聚焦普通人与医生的交际场景，从多个视角呈现医生这一职业的不同侧面，展现中国医疗体系的全貌，其深刻的情感关怀、厚重的文化内涵、细腻的叙事风格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夏秋悦、陈红梅 2021）。不少学者以该纪录片为缩影，聚焦其背后的思想意蕴（吉平、曾飞 2020），或研究中国医疗现状（牛光夏、夏侯姿维 2021）。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医学群体为题材的医学人文纪录片，《中国医生》让人深切体会到医患沟通与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引发了人们对医患关系的深切思考（闻英 2022）。
本研究所选语料来自第七集，该集记录了某医院急诊室发生的真实案例，时长45分33秒，主要涉及四个急诊案例。根据字幕统计，医患交际的总话轮为205个，总字数为4859字。医生的职称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和主治医师3个级别，其中主任医师1名、副主任医师1名和主治医师2名。4名患者皆为男性，患者年龄48~97岁，平均年龄为72.5岁。语料转写自该集的视频字幕。
（三）语料分析方法
情感维度在会话中体现，通过对会话的语用分析可以揭示情感表达的内容、方式和效果。首先，根据语料，依次列出医患会话的话轮，对每个话轮进行编码，共计205个话轮。然后，基于Shutzberg（2021）提出的医患关系模式，考察这些会话所体现的医患关系模式，选取代表各模式的典型案例，在相应的医患关系模式下分析其中的情感维度。为保护医患双方的隐私，本研究隐去所有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该纪录片在多个视频网站上线，所有人都可以观看，不涉及医学伦理问题。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通过语料分析发现，父母型、消费型及同志型三种医患关系模式在语料中均有所体现，伙伴型模式几乎没有。我们认为，这是研究语料的语境决定的：伙伴型模式是一种趋于平等的、医患双方相互信任并共同决定治疗方案（Shutzberg 2021）的关系模式，但在急诊语境下，医患之间相处时间短，很难进行较深的情感交流并建立信任关系，因此这一模式更适用于慢性病的长期治疗，而非本研究的急诊语境。Emanuel & Emanuel（1992）指出，在紧急情况下，患者容易产生依赖感，医生常常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家长型模式最适用于急诊语境下的医患互动。父母型模式类似于家长型，是本研究分析出的最常见的医患关系模式，也是研究的重点。在急诊语境下，患者常常处于突发疾病而不适合沟通的状态，这里的医患关系指的是广义的医患关系，主要是医护人员和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任一模式下的医患互动都涉及医患双方的合作。
对每个话轮按照父母型、消费型和同志型三种医患关系模式进行标注，其中父母型模式又分为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不合作的患者和被忽略的父母型医生两种类型。基于以上分类对语料进行统计后得到表1数据：
如表1所示，急诊语境下的医患关系模式以父母型模式为主（59.03%），其次是同志型（30.73%），最后为消费型（10.24%），父母型模式中，以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这一类型占比较多（40.98%）。但在以上任一医患关系模式中，医生所输出的话语信息数量均高于患者（包括家属）。为了进一步分析语料中所体现的医患关系模式，下文将选取语料中的典型例子进行详细探讨。
（一）父母型模式及其中的情感维度
Shutzberg（2021）的父母型模式和Emanuel & Emanuel（1992）的家长型模式十分相似。但Shutzberg（2021）认为家长型模式强调父系制度下家长对孩子的掌控，孩子没有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在21世纪背景下Shutzberg（2021）选择了“父母”（parent）一词而不是“家长”（paternalism），强调父母型模式中父母（医生）和孩子（患者）之间的互动，父母为孩子考虑并提出“最佳治疗方案”，期待孩子的配合，虽然多数孩子会听从父母的建议，但孩子拥有最终选择权。在现实生活中，孩子不一定会接受父母的掌控，亲子间的对抗情绪十分普遍（欧阳军 2020），父母型模式也存在类似情况。本文语料中多处可见父母型模式，这一医患关系模式作为医患情感分析的框架真实地反映了我国急诊语境下医患双方的情感现实。
1.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
（1）医生：我不建议你再（给他）压了，但这个我不撤没有关系，或者我压浅一点，老人会骨头全碎了。然后，这个时间长了，嘴巴闭不拢的。
患者家属：哦、哦、哦。
医生：我跟你讲，那个压你同意的话，我暂时不压了，压了以后千疮百孔，老人他那个出血更厉害。
患者家属：好、好、好。
医生：好吧，其他我暂时不撤，好吧？
患者家属：好，谢谢、谢谢。
例（1）中，医生用“老人会骨头全碎了”“压了以后千疮百孔”等话语先向患者家属解释后果，然后通过“好吧”来征求意见，患者家属用“好，谢谢、谢谢”来配合医生。因事发突然，急诊语境下的患者（家属）对医生的依赖会高于其他语境，因此医生常常担负起家长的责任，对患者（家属）给予指导（Emanuel & Emanuel 1992）。例（1）中，医生并没有过多地向患者家属寻求信息，而是处于主导地位，征求患者家属的同意；患者家属的回答虽简单，但符合合作原则中质准则和量准则的标准，其话语中包含了交流所需的必要信息，并且信息真实可靠，极大限度地与医生进行了合作。在这一语境中，医生体现了很高的优势度，因此对外界环境和他人有较强的控制力（陈逸灵等 2018），患者家属情感的激活度较低，一直处于较平静的状态，话语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奋或愤怒，对医生的这种优势度通过应答给予了配合和认可。患者家属的合作同时反映出其对医生的治疗方式基本满意，对医生表现出较高的愉悦度，表现出了依赖、配合的情感。
2.不合作的患者和被忽略的父母型医生
（2）医生：那肯定就面临插管子的问题了，这是个有创的，很痛苦的操作，我的倾向是他不要再做了。但如果坚持，我也会做。
患者家属：这次还是有一点肺部感染，那插肺管吧！
医生：你看体质干的，你看那样子。（停顿一段时间）
医生：插肺管吧。好了，家属在外面，看着难过，你也难过，我也难过。
例（2）中是一位患阿尔茨海默病兼癌症的高龄患者，医生认定其没有救治希望，所以试图劝说患者家属不要插肺管，并像父母一样直接给出指导意见——“我的倾向是他不要再做了”。同时，医生还附加了一句“但如果坚持，我也会做”，充分给予患者家属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患者家属不顾礼貌地拒绝，毫不犹豫地选择插肺管，不与医生合作。医生一开始在情感上体现了较强的优势度，试图掌控该语境中的患者方和治疗方案，但是没有得到配合。医生没有直接说同意或不同意，没有明确指出患者因长期卧床和癌症折磨身体机能已经严重衰退，插肺管只会增加患者的痛苦，不会有明显的效果，而是指着患者骨瘦如柴的腿说“你看体质干的，你看那样子”。这时医生的回答直接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所发出的信息与对话不切题、不相关（索振羽 2022）。医生试图在情感上激发患者家属的共鸣，从生理到心理上让患者家属真切地感受到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家属情感的激活度。虽然医生的弦外之音比较明显，但患者家属并没有改变主意，所以医生才在停顿一段时间后直接给出关联性回答——“插肺管吧”。医生首先像父母一样在情感上试图支配患者家属，强势地给予建议，被拒绝后试图换另外一种方式和患者家属进行情感交流，委婉、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情感上激发患者家属的共鸣，但没有得到配合。并非所有孩子都会听从父母的建议，孩子有选择权，这种情感互动正是父母型医患关系模式的关键（Shutzberg 2021）。在这一语境中，医生经历了从高优势度到低优势度的情感维度转换，但是一直表现出对患者家属的尊重，体现了较温和的情感态度。患者家属表现出了较强的优势度，对医疗过程起到了支配作用，这可能源于因外部大环境所造成的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张燕 2021）的影响，患者家属表现出的愉悦度较低，对医生的意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轻视、不信任的情感。
（二）消费型模式及其中的情感维度
庄晓平（2018）指出，中国医患关系的弊端之一就是“物化”，并将中国的医患关系定义为一种“消费者模式”——人们将医患关系视为一种商业领域的销售行为，医生是卖家，患者是买家，二者之间只存在买卖关系，无情感交流。在这一模式中，患者（顾客）就是上帝，在情感上占据上风，掌控主动权，而医生只负责兜售信息和医疗服务，不必投入过多情感（庄晓平 2018）。这一模式假定医生与患者是相对立的（Shutzberg 2021），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医患关系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原因。在《中国医生》这部纪录片的急诊室案例中，医生非常关注患者的消费者心理，在每一个案例中都主动向患者解释他们所购买的服务是什么，并让患者决定是否购买该项服务。
（3）医生：对，如果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法，我一定会建议你一个更好的方法。但是手术之后，肯定是要去重症监护室的，重症监护室花费又是很高的，一天至少要一万，一天至少要一万，他这三五天能出来，就是应该算是很好的结果了，如果一切顺利的前提。
患者家属1：也就是三五天……
医生：至少。
患者家属1：至少要三五天？
医生：对。
患者家属2：人财两空（方言）。
医生：老太太讲话我听不懂。
患者家属3：她就是说会人财两空。
医生：对，没有人能和你保证，知道吧，每个医生都想把病人给抢救回来。
现如今，医患矛盾比较突出，少数医生的不良职业道德行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使得人们对医生的信任度大幅降低，从而激发更多矛盾（高鹏、周彩 2023）。有研究从多个角度证明，医患纠纷与医疗费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王贞等 2021）。因此，语料中的医生十分关注患者的消费心理，极力阐明收费情况、避免医患冲突。例（3）中，医生向患者家属说明重症监护室的收费标准和可能面临的消费风险。医生说“他这三五天能出来，就是应该算是很好的结果了，如果一切顺利的前提”，而患者家属却将这句话理解为“也就是三五天”。医生所表达的量为“大于等于三五天”，而患者家属想确定的量为“小于等于三五天”。对话虽然违反了合作原则，却充分体现了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内心情感，医生说明了无法确定治疗期限，但至少3~5天，让患者家属做好最坏的打算；而患者家属希望患者尽快康复，所以表达了最多3~5天的愿望和期待。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试图在情感上占据较高的优势度，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情感态度。当医生再次解释后，患者家属最后将这个医疗过程总结为“人财两空”，这是一种明显的消费心理，也反映了患者家属较低的愉悦度和不满情绪。患者家属因费用问题而情绪较激动，情感的激活度较高，愉悦度较低，表现出了期待、失望、不满和焦虑的情感。庄晓平（2018）将这种消费关系称为“契约模式”。在这种关系中，患者在情感上具有较高优势度，可能会质问医生“为什么我花了钱却没有买到健康”“为什么救不活”等，面对该情况，医生的权威受到质疑，情感受到伤害，最终可能导致医患关系更为紧张（庄晓平 2018）。
（三）同志型模式及其中的情感维度
（4）医生1：ICU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保险什么的。
患者家属1：没有。
患者家属2：只有农保。
医生2：农保啊？
医生1：农保能报的非常少。
医生2：河南农村的？
患者家属1：唉。
医生1：能报的非常少，基本上就光是这一个治疗，一天的费用是六七千，还不加其他的，比如说抗生素啊，一些营养啊，这些不加的话，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患者家属2：因为要考虑什么呢？他是农村的，所以第一个呢，只有农保什么都没有。
医生2：还有一个你到ICU住个两天，肌酐下来了，有可能稳定一点了，你转到河南去。
……（两位医生讨论病情）
医生2：就是到ICU住两天，然后把你这个肾脏的问题稳定一点，然后你弄个车子，赶快到河南去，这样花钱又少，对吧？报得多一点，你老这样，这样报销你受不了的，异地报销报得更少，你还不如在河南当地，他可能报得多一点。
患者家属2：这大夫讲的是实际道理，这是实际情况，第一要根据病情说话，然后就要考虑……（被打断）
在同志型模式中，医生和患者相互配合，从而帮助患者获取合理合规的医疗服务。Shutzberg（2021）认为，父母型和消费型模式都假定医生或患者对整个医疗过程有主导权，但实际上各种医疗保障和医保福利对医疗决策的影响更大一些，医生所提及的“农保能报的非常少”也指明了农保并不能减轻患者（家属）的负担。可见，基本医疗卫生供给依然薄弱，而很多医患冲突的源头便是医疗体制的原因（徐开彬、万萍 2018）。例（4）中的语境是医生正面临医院没有床位、无法收治患者入院的窘况。医生先询问了患者的医保情况，再建议患者从ICU出来后回河南当地医院治疗。医生采取了为患者着想、从患者利益出发提出建议的礼貌策略，遵循了Leech（1983）所提出的得体准则和同情准则，委婉地表达了医保报销的问题，并希望患者病情稳定后再回当地治疗。患者家属虽然没有直接给出关联性答复，但对医生的建议表现出了高度配合——“这大夫讲的是实际道理”，用赞誉式的礼貌用语肯定了医生的建议。在实际会话中，为了维护听话人的面子，说话人会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这种情况下，礼貌原则可以解释说话人的行为，具有更高的调节作用，可以使会话顺利进行（Leech 1983）。通过会话的语用分析可以看出，医生和患者一开始都没有表现出较强的优势度，而是表现出配合的情感态度，但医生逐渐掌握了话语主动权，优势度大幅提高，从患者利益出发，为患者提供了最佳治疗方案。医生利用医保等现实情况，试图获得患者家属的认同，激起患者家属的共鸣，患者家属情感的激活度逐步提高，从心理上开始认同医生的建议，患者家属对医生表现出了愉悦度较高的轻松、信任、配合的情感。
Shutzberg（2021）在提出同志型模式时，强调医生高度配合患者来获得最佳医疗保障的原因之一是医生希望可以节省时间，不做无效努力，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救治中，同志型模式中医患双方以同志情感合作来确保双方的利益。在急诊语境下，医生虽不能在短时间内与患者建立伙伴关系，但需要快速与患者建立一种合作的情感关系，以寻求相互理解，这时会话技巧显得尤为重要，双方的合作与尊重是医患和谐相处的关键。这在例（4）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四）总结
根据以上四个案例分析，把其中的情感三维度价值分别标记为±P、±A和±D。其中，＋P为积极情感，－P为消极情感；＋A为紧张情感，－A为松弛情感；+D为控制情感，－D为失控情感。急诊语境下三种主要医患关系模式及其中的情感维度价值如表2所示：
从愉悦度（P）来看，当医患关系模式为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和同志型时，医患双方都呈现积极情感，医患会话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患者对医生依赖性较高，医患之间的沟通较为顺畅，双方愉悦度和合作度较高。当医患关系模式为不合作的患者和被忽略的父母型医生和消费型时，医患双方情感表现出较低的愉悦度，会话双方常常违背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容易激化矛盾。
从激活度（A）来看，礼貌原则在会话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同情、赞许等沟通方式，患者和医生时而会在情感上达到共鸣。当医患关系模式为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时，医生掌握话语权，患者的情感表现为温顺、服从和配合。在消费型模式中，患者常常因为医疗费用而产生起伏较大的情感波动，表现为不满、失望和焦虑。在同志型模式中，医生全面考虑患者的利益从而提高患者的激活度，患者的情感表现为轻松、信任和合作。
从优势度（D）来看，当医患关系模式为合作的患者和成功的父母型医生时，医生的优势度高于患者，在急诊语境下，医生承担家长的责任并对患者给予指导，会话符合合作原则。而当医患关系模式为不合作的患者和被忽略的父母型医生时，医生的优势度从高变低，患者处于主导地位，医生的话语没有得到患者相应的配合，为了获得患者的配合，医生在会话中会通过违反会话原则、保持礼貌原则来保证医患之间的和谐沟通。在消费型模式中，医生的优势度低于患者，患者将医疗过程视为以消费为条件的“契约模式”，认为支付医疗费用后必须得到理想的医疗效果，患者占据主导地位，会话常常违反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同志型模式中，医患的优势度都经历了从低到高的过程，医生通过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掌握话语权，为患者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患者对医生提供的方案表示认同，双方相互配合解决医疗问题。
五、结语
在中国医疗的急诊语境下，医患关系模式主要有父母型、同志型和消费型三种，其中父母型模式最为常见。PAD情感三维度在这三种模式中有着不同的体现和转换，其中优势度在各模式中表现最突出。因医生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丰富的经验，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优势度较高，常常占据主导地位（Wang et al. 2021）；而在急诊语境下，患者突发疾病，容易陷入被动状态，所以医生的优势度显得更为突出。国外研究在讨论父母型模式时倾向于强调医生对患者的真情实感，因此患者最终会选择接受医生的建议（Shutzberg 2021），而在我国医疗背景下，这种父母型情感并不完全适用（庄晓平 2018）。庄晓平（2018）认为中国在接纳西方医疗技术的同时，依然受到中国医疗实践规则的限制和影响，患者的消费者心理、不信任等低愉悦度情感使得患者主权模式在中国更为突出，因此患者常常会选择不与医生合作。为避免医疗纠纷和冲突事件的发生，急诊科的医生不仅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修养，还需要在医患交流过程中懂得沟通技巧，掌握会话原则（冉永平等 2022），良好的沟通是保证医患和谐关系的关键。